那张亲情邮票，我要再贴回亲人的心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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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曾经贴在我心上的那重若千斤的亲情邮票，我要一张一张地揭下来，印上福音，再贴回亲人们的心上。
文 | 许粲然
换了几轮的时空，在南京与西北的黄土高原间穿梭，一眨眼过去了50多年，连我都长大了。
有时候，即使亲人不随旁在侧，即使他们远在天边，即使没有温暖的问候，亲情也会像每天的太阳照常升起。虽然时有你高我低的比较，有说不清的龃龉，也有断不清的是非，但血脉的藤条仍会缠绕不绝。
妈妈说她经历了这些事，才明白从前姥爷口中“血浓于水”的含义。我私下揣测，也许就是不管多厚的乌云，也能拨开云雾见月明。
我从小住在北方，却过得“很南方”，因为我有个在南方生活的大舅，有个做列车员的大姨定期穿梭于兰州和南京2000多公里的铁路线上。
那个年代，红色龙虾在黄土高原还算是怪物，我这个吃货就有幸大快朵颐。
那时，兰州满大街都买不到一瓶雪碧，我第一次喝的时候觉得此物只应天上有……喝一口少一口。
我过10岁生日的时候，大舅从南方捎来了200元钱，那是1995年。
每年春节，他拾掇着南京的鸭子和咸肉、芦蒿和矮脚黄，塞满几个纸箱，再来来回回地捆上绳子，锁住家乡的味道，通过那条铁路线，从长江头输送到黄河尾，几十年来，这重若千百斤的亲情邮票，一张一张地贴在我的心上。
大舅总是记得我们。他不动声色的“诱惑”，埋下了我渴望南方的种子。最终，我考研到了南京。
我有两个舅舅，按照我小时候非黑即白的人生观，那就是一个好，一个坏。
大舅高高瘦瘦，浓眉大眼，长得帅气。等我记事的时候，他已经从兰州调回南京，做列车检验员。
无论白天还是晚上，他总是拿着一把小锤子，仔细地敲打着火车的每个零件，听有没有异样的声音，说不定哪一颗螺丝松了，就会发生行车的大事故……
几十年如一日的辛苦，没有磨走他半点的倔脾气，不愿去领导家里送礼，硬是凭借坚毅与努力成为单位的高级技师，在简陋的小平房里蜗居了20年。他说他喜欢舅妈的心灵手巧，家里也都是她的杰作，从十字绣、拖鞋到各种日用品，编制着她细腻的心思。他们的胖娃，因为早产的缘故，被养得很精细。在南方停电的夏夜，他整夜坐在床边为他摇蒲扇。
小舅长得黝黑，但从小数理化特别好，什么东西一点就透。每次去游戏厅，总能赢回很多钱，听钢镚从游戏机里叮叮咚咚地弹出的声音，那叫痛快。可是，后来就听说他变坏了。有一年来我家戒烟。我印象中，他穿着狗皮马甲，坐在暖气边不停地发抖，晚上必须靠安眠药才能睡着。
那天，帮我做手工小汽车的时候，他的烟瘾犯了，他急匆匆地拿起锡箔纸在我面前毫无回避绕了一回，我也就顺势欣赏了一下他沉醉的表情。后来，他进了监狱，受尽鞭打、虐待，每次有同监的人出来，总要给妈妈带话，让我们去看他。再后来，他从监牢里出来，双腿都长了冻疮，烂得流脓，好不容易才捡回一条命。
其实，每个人的生活总会抛锚，只是方式不同而已。
按我小舅的话说，大舅从来就没干过坏事。也许所有的好孩子，都不适合住在地上。
2012年，大舅查出癌症，瞒着全家人，他偷偷动了手术，术后才跟大家通报。
大舅出院，我带着圣经去探望他，七扯八绕，说了不知几吨废话，却怎么也讲不出福音。到快走的时候，我拿出圣经，说：“大舅，你有空看看这个吧，看不懂可以问我。”他答应了。我怀着忐忑，回去了。
某次放疗回来的路上，我俩坐在公交车最后一排，在吵吵嚷嚷的喧声中，我鼓起勇气给他讲福音。
他在家的时候，没有人知道他一个人在想什么。谁看见他，都觉得他的精神特别好，根本不像一个癌症病人。有一阵子，癌症指标一度好转，我们都觉得生的希望就在眼前，冲冲刺，这关也许就过去了。2013年中秋节，除了小舅没回来，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围着桌子吃团圆饭，就好像夜色中的那轮圆月一样，圆满和美之情氤氲开去。
我不由得在心里祈祷：“上帝，你医治他吧！即或不然，要看顾他的灵魂！不过，最好，两样都要！”
刚开始，大舅很刚硬，漫不经心地听听，觉得还是医疗手段靠得住。那次，他从屋子里拿出圣经的时候，封皮上落了一层灰，我知道他很久都没看了，他说偶尔翻翻，看不懂的地方就自己想想。之后，我又带给他一本《无语问上帝》，他说这本书对他很有帮助。
我从来不敢提“死”这个字，怕刺痛他，我知道他在动用所有的意志与死之力量做抗争，我只能暗暗地为他祷告。
那次去看望他，临走的时候，他执拗地要送我去公交站。舅妈和弟弟下意识地交换了一下眼神，我略略觉察其中的深意。后来才知道，那时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他的骨头，左股骨一走路就疼，连从卧室到客厅的那段距离都走得费事，但那天，他若无其事地陪我走了2公里，每一步都是爱，那是他最后一次送我。
我想象不出癌细胞爬满全身、深入骨髓究竟是怎样，但大舅一下子就动弹不了了。他瘫在床上，住进医院。旁人都说，他脑子这么清楚，简直就是受罪！
我心里捉摸着：“如果脑子不清楚，怎么听上帝的话语呢？这明明就是恩典！”
死的步伐越来越坚定，仿佛揽着他跳舞，从此成了坐上宾，谁都不忌讳了。我跟大舅说：“我们活着的人，就好像是被捞出湖面的金鱼，看似还有呼吸，其实终究要面临死亡的结局。”他说这个比喻好，他不怕死。其实，我知道他怕。我说死很可怕，没有人不惧怕死亡，他被我说得又仿佛怕起来。
有时候，我搞不清楚自己心心念念地要来南京是为什么。坐在大舅的病床前，我才想清楚：这是一份天堂的永约，纵然走了20多年，辗转几千公里，却在这个时刻，准时地到达了。
教会中的姊妹君和芳跟我一同去探访他，向他传讲福音。
听了好多遍之后,他慢慢地知道人是怎么堕落的，知道耶稣基督怎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，知道我们怎么披戴着耶稣的义，在上帝面前站立。君姊妹给他唱圣经里的《诗篇》，他说很好听。芳姊妹说，按照年龄虽然我喊你叔叔，但是在属灵上你算是我的小弟。临走的时候，芳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，51岁的他不好意思地笑了，笑得很灿烂。
有一次，教他背诵经文：“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”（《约翰福音》3:16）后来，他就把“世人”改成“我”。他背的时候，总是说，上帝爱我，我也爱上帝……
芳告诉他，他是个罪人，按照审判，应该下地狱。他反驳说：“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但还不至于要下地狱吧？”芳跟他解释，圣经里就是这么写的。他说，那圣经说要下地狱，就应该下地狱。
癌细胞每分每秒都侵蚀着他的骨头，像爬山虎一样节节攀升。他躺在病床上，总是喊疼，有时要靠吗啡减轻疼痛；更多的时候，是硬生生地忍下去。
教会里的冯弟兄跟他讲：“我们生前没能为主做什么，靠主忍受疼痛，就是为主做工。”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而我只能劝慰他多祷告，也许祷告不能减轻他的疼痛，但能让他跟上帝更亲近。他有时候记得，有时候想不起来。
大舅一辈子，凡事都求周全，往往成全了别人，委屈了自己。只剩我俩的时候，他悄悄地告诉我，舅妈和姐姐们“绑架”了他。我明白，他是为了家人才硬撑的。我跟他讲天堂中再也没有疼痛，没有哀嚎，一切都是新的了（参《启示录》21:4），就像他的名字“后新”一样。
在死亡面前，天堂最容易被提起，但也最容易被廉价。就像折扇卷闸门一拉，死亡就会被拦在门外。芳赴美国前去看望他，他说：“谢谢你走之前还来看我，送我。”芳说：“叔叔，我们会在天堂再见！”
最后的那个周日，我问他：“大舅，你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吗？”他点点头；“你信他赦免了你所有的罪吗？”他又点点头；“你对新天新地有盼望吗？”他还是点点头。
我想，这大概是最后一次跟他说话了。我带着他祈祷，告诉他：“大舅，你可以祷告，让主得着你的灵魂。”他重复了一遍“让主得着我的灵魂”。
小舅赶回南京，看到骨瘦如柴的大舅，偷偷躲起来掉眼泪，嘀咕着：“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变成了这样？”他很精细地照顾他的哥哥，好像这一生的亏欠都要在这几天补足一样。
我和小舅去乡下老家报丧。那天，阳光从细密的树缝中透出来，照在乡间静谧的小路上，阵阵的桂花香飘过，沁凉从心上掠过……还有几天就是中秋了。
我的腿迈不动，像生锈了一样。一次，两次，时间慢下来吧。我们故作轻松，谈天说地，天南海北。身边走着的是小舅，我总以为是大舅。这个曾经坏脾气的西北汉子，头发也已经花白了，他说着自己的儿子，脸上满是自豪。
走着，走着，我心里埋藏多年的鄙视一下子不翼而飞。身边的这个浪子，已然回头了。
在老屋，我洗碗的时候，听见姥爷抽搐起来，姥姥趴在桌上，撕心裂肺地吼叫着大哭：“我的那个好儿子死了，我的那个好儿子死了！”我手里拿着碗，任凭水一直冲刷，就像泪水冲刷我的脸一样。
临走的时候，小舅伸出胳膊，想拥抱一下他白发苍苍的八十多岁的老父亲，一只脚已经迈开，他又硬生生地缩了回去。
中秋节那天，家里人提着大包小包，一个一个地进屋了。姥爷颤抖着双手，等着，数着，寻找着，最后念叨：“我的儿子没有来，我的儿子没有来。”老泪纵横。他的儿子，没有来得及与地上的父亲道别，却回到天上的父亲那里了。
大舅留给所有人的遗憾，那种年年中秋团圆少一人的凄凉，都可以用一句——“天堂再见”补足了。他曾经贴在我心上的那重若千斤的亲情邮票，我要一张一张地揭下来，印上福音，再贴回亲人们的心上。
这个伏笔，看似久远而隐秘，却全在乎恩典之主的精心安排与设计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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